【懿士汇荐读】《风险投资史》：改变时代进程的投资

温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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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3年3月下旬，戈登·摩尔与世长辞，属于一个时代的传奇落幕。
作为摩尔定律的提出者，戈登·摩尔不仅仅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传奇，还参与建立了仙童半导体与英特尔公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戈登·摩尔“让硅谷成为了硅谷”。硅谷作为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最早以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而得名。
随后，英特尔公司、苹果、谷歌、雅虎、Facebook等高科技公司总部纷纷落户硅谷，使硅谷成为世界聚光灯下的高科技事业云集之地。
而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拔地而起，与其初期接受的风险投资联系极大。可以说，风险投资在这些公司初创乃至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神秘且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于那些想要了解风险投资历史或者成为风险投资人的朋友，金融历史学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塞巴斯蒂安·马拉所著的《风险投资史》是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
本文摘取了《风险投资史》中关于谷歌公司融资的相关内容，希望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记录能为读者带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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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金融行业的其他分支领域来说，风险投资行业有趣而神秘。因为风险投资并不会采用定量、数据的方式去为投资标的定价。
对于那些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且尚未盈利的创业企业而言，他们大概率可能还并没有开始营业，自然就没有市盈率等参考标准。作为风险投资人常常需要面对的，是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来到你的办公室，向你讲述他的梦想。而风险投资人则需要以创始人的梦想作为判断依据，采用定性的主观方式决定他们是否进行投资。
除了创始人的伟大梦想之外，能够让投资人决定投资的，就是可观的投资回报。
不同于其他行业，风险投资的回报规律遵循指数法则。


究竟什么是指数法则，它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尽管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是呈正态分布的：数据集里面几乎所有的观测值都集中在平均值附近，然而并非所有现象都遵循这种规律，比如被称为“二八定律”的偏态分布：80%的财富由20%的人持有，80%的人居住在20%的城市中。
事实上，数字80或20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也可能是10%的人拥有80%或90%的财富。无论精确的数字是多少，这些偏态分布都是指数法则的例子。之所以称之为指数法则，是因为赢家的收益会以不断增加的指数级速率增长，它们向上爆发的速度远超线性进程。
具体来讲，投资公司霍斯利-布里奇公司持有股权的风险投资基金在1985年至2014年间支持了7000家初创企业。这些交易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那些仅占总资本配置中5%的投资创造了这段时间内霍斯利-布里奇公司全部回报的60%。
如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所言，“风险投资的最大秘密是最佳投资所带来的回报等于或超过整只基金的其他投资的总回报。”而基准资本的比尔·格利曾经评论道：“风险投资甚至不是全垒打级别的生意，而是大满贯赛事级别的。”


1998年8月的一天，帕洛阿尔托一栋房子的门廊上，两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正坐在一起商量着什么。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搜索引擎，并计划为此筹资。
这两位博士生就是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他们的公司叫作谷歌。表面上看，这是一项不太有前途的事业，因为在当时市面上已经有另外17家公司在提供网络搜索服务了，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但布林和佩奇却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技术可以击败其他竞争对手。
实际上，谷歌生成的搜索结果远比其竞争对手的搜索结果更具相关性，这要归功于其根据对外链接数量对网站进行排名的系统。而贝托尔斯海姆立即看出这一种机制是比照学术界中对学术声誉的评价而设计的，在学术界，声誉的高低就是基于论文被引用数量来评定的。
贝托尔斯海姆并不是一名风险投资人，他曾是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手里有些空闲资金。
早在1982年，贝托尔斯海姆就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非常成功的太阳微系统公司。他的第二家公司是一家名为“葛雷尼特系统”的网络公司，贝托尔斯海姆本人是公司的主要股东，该公司已被思科以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他乐于用他的财富来支持其他工程师，毕竟在各处资助个几十万美元并不会影响他的银行余额。
于是，贝托尔斯海姆向初创的谷歌公司投资了10万美元。
他并没有说他认为自己购买了谷歌的多少股权。他后来说：“我太激动了，只想参与其中。”
1998年，也就是贝托尔斯海姆支持谷歌的那一年，一位名叫罗恩·康韦的富有的天使投资人甚至筹集了3000万美元的基金来扩大他的个人投资。


以前，公司创始人可以通过上市来筹集资金，但孙正义的巨额成长型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这一方式。天使投资的出现，也让创业者们找到了传统风险投资的替代方式，有抱负的创业者只需要被引荐给几位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就可以筹集到首轮资本。
到了1998年底，布林和佩奇从4位天使投资人手中筹集了1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比雅虎从红杉资本手中筹集的资金还要多。
从逻辑上讲，资本充足就代表资本的价值应该是低廉的。
由于考虑到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如此充沛，布林和佩奇认为这是试出风险投资人底线的好时机。两位异常自信的创始人有机会试探风险投资人能够被迫让步到何等程度。
对于布林和佩奇来说，他们目前的第一项任务是选择最理想的投资人。红杉资本自然是候选者之一，毕竟，它投资过雅虎。但佩奇和布林也很想见见约翰·杜尔，他是凯鹏华盈的能量之源。
其他创业者为了说服风险投资人投资自己，可能会通宵准备幻灯片，但谷歌的创始人并没有太紧张：他们带着一份只有17页的幻灯片去见杜尔，其中还有3页展示了卡通画，只有2页有实际数据。尽管在演示内容上稍显不足，但他们用泰然自若的演讲弥补了这一缺陷。
在施拉姆的带领下，他们将谷歌的企业使命和愿景浓缩为8个字：“一键传递世界信息”。
杜尔最喜欢的就是大胆自信且具有高度概念性的演讲。这源于他的工程师背景，他天生就是个梦想家。此外，在天使轮阶段，谷歌还利用资金对搜索引擎进行了开发升级：现在它每天能处理50万次的用户搜索。杜尔心算出如果谷歌能够进入顶级搜索公司的行列，其市值可能会达到10亿美元。
为了判断创始人是否有雄心，杜尔问：“你认为公司未来规模会有多大？”
佩奇回答：“100亿美元。”
“你是指市值吗？”杜尔接着问。
“不，我不是指市值，我是在指收入。”
无论这一目标是否合理，它都表现出了创业者的胆识。
与此同时，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对谷歌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兴趣，想要投资它。
于是，谷歌的两位年轻的创始人决定让两家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投资。
他们利用天使投资人作为中介，向外界透露他们将把谷歌12.5%的股权出售给凯鹏华盈，并将同样数额的股权出售给红杉资本。如果两家风险投资公司中有一家拒绝，谷歌将不会向他们任何一方出售任何股权。
尽管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的投资人气得发抖：亚马逊和雅虎都没有这样对待他们。但在牛市的狂欢中，但显然，如果他们拒绝达成协议，就会有其他人向谷歌提供它所需的资金。
几天后，谷歌的两位创始人顺利收到了两位投资人都会投资的消息。


从萨特山创投发明了奎茂公式的1973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雅虎和eBay等初创企业都张开双臂接受了外部首席执行官，风险投资公司几乎默认了自己将会为被投公司引入一位新的领导者。
但现在布林和佩奇却援引了少数几位保留管理权的成功创始人的例子，比如迈克尔·戴尔、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来证明自己也可以管理公司。
杜尔的一位助手尖锐地指出：“他们没有看到其他所有的失败者。那不在他们的数据集里。”


2000年春天，科技股的长期繁荣戛然而止；繁荣的氛围已经消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像威普旺这样充满泡沫的公司纷纷宣布破产。
在此之前，风险投资人将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安排公司上市和统计他们从中赢得的利润上。而现在，随着IPO窗口几乎关闭，他们纷纷开始清算退出投资组合内的公司。自然而然，他们的业绩一落千丈。
同年夏天，杜尔向布林和佩奇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感兴趣的提议：杜尔和莫里茨会把他们介绍给他们崇拜的知名创始人，然后让他们去和这些知名创始人探讨引进经验丰富的外部首席执行官是否有价值。
杜尔推测，虽然布林和佩奇拒绝听取自己关于引进人才的建议，但他们也许会听其他创始人的建议。杜尔意识到情势已经向有利于公司创始人的方向发展，于是学习了天使投资人善用的四两拨千斤式的做事方式。
杜尔告诉布林和佩奇，如果他们两人与其他创始人交谈后，认为他们需要风险投资人帮忙寻找人才，自己一定会照做。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布林和佩奇适时地咨询了一系列硅谷的权威人士，比如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太阳微系统的斯科特·麦克尼利，当然还有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
杜尔在每次会面后都会谨慎地跟进，询问资深管理者们对谷歌创始人认为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也能运营好公司的看法。
“有些人就是想乘坐着橡皮筏划过大西洋。”杜尔回忆起贝佐斯的话，“这对他们来说没问题，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接受。”
夏天结束的时候，布林和佩奇来到杜尔这里，他们告诉杜尔他们现在想要一位外部首席执行官，甚至已经确定了人选，只有一个人符合他们的标准。“我们想要史蒂夫·乔布斯！”布林和佩奇说。
而乔布斯拒绝加入谷歌，杜尔转而锁定了埃里克·施密特，将他作为谷歌的外部首席执行官。
最终，谷歌终于拥有了一位他们所需的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来引领他们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


2001年，在招募了施密特后，谷歌创始人进一步打破惯例，创造了三个不可能，让风险投资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第一个不可能是关于交易定价：正如杜尔所说，当他们投资谷歌时，这是凯鹏华盈有史以来为一家初创企业的少量股权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第二个不可能涉及对奎茂模式的反抗：施密特是在谷歌招募首席执行官一事被长期拖延之后才被聘用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领导公司的三巨头之一。
第三个不可能发生在2004年，当时谷歌正准备上市。布林和佩奇无视硅谷的传统以及杜尔和莫里茨的抗议，坚持要在向公众出售股票后仍保持自己对公司的掌控。
他们决定遵循主要由媒体行业的家族企业开创的先例，规定谷歌将发行两类股票。
第一类由创始人和早期投资人持有，授予其在决议重大公司决策时10票的投票权。第二类由外部投资人持有，只授予其1票的投票权。总而言之，外部投资人将只获得全部投票权的20%。而内部人士，尤其是布林和佩奇，将保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当谷歌提出这种股权结构时，杜尔和莫里茨提出了两项反对意见。第一，外部投资人可能会因为只能成为二级股东而反感。因此，一些人可能会拒绝购买股票，从而导致股价下降，最终使风险投资公司在退出时利润减少。第二，无限期地让创始人保有控制权似乎也不太明智。
莫里茨还认为，双重股权结构与谷歌所代表的理念相矛盾：信息应该广泛传播，以便由从公开辩论中产生决策，而不是由思想固化的老板做出决策。


谷歌创始人提出了两个反驳理由作为回应。
首先，他们强调了谷歌的公共使命。
他们的IPO招股说明书援引了该公司“对世界的责任”，即提供免费、丰富和公正信息的责任。十几年后，当科技巨头因囤积用户数据和模糊真假新闻之间的区别而受到谴责时，所谓的创始人权力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似乎变得更加可疑。但在2004年时，谷歌坚称年轻的创始人比公众股东更能维护公众利益，股东民主将损害政治民主。
其次，布林和佩奇强调了长期利益。
与人们熟悉的对股东资本主义的批评相呼应，布林和佩奇断言，股市投资人目光短浅，不会去支持那些牺牲今天的利益以投资未来发展的管理者。言下之意，为了股市投资人的利益，他们应该被剥夺权利：如果将股市投资人带来的影响最小化，他们能取得更大的利益。
尽管谷歌的具有实验性的定价机制并没有成为后来硅谷其他公司IPO的模板，但其“1股10票”的双层股权结构还是被Facebook等公司所效仿并推广开来。
无论如何，这两家生于硅谷、享誉全球的科技企业曾主导改变了当年的投资行业规则。
<hr/>*本文整理自塞巴斯蒂安·马拉所著的《风险投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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